在日前举办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9年年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重点分析了我国的债务风险问题。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三位一体”，既带来了中国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风险，即债务“灰犀牛”问题。

　　张晓晶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由于我国市场还不够“竞争中性”，较之民营企业，国企、地方政府具有优势地位，而金融体系偏向优势一方，再加上政府兜底、隐性担保、政府干预等问题，使得国企、地方城投平台等在举债时缺少顾虑和约束，这助长了我国的债务风险。

　　张晓晶的观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随着去杠杆的深入，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首次出现下降，实体经济部门总杠杆率为243.7%，其中居民53.2%、企业153.6%、政府37%。宏观杠杆率下降，得益于企业杠杆率下降，其中民营企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国企杠杆率达103%，占企业部门债务比重仍在上升，由2015年的57%上升至2018年的67%。国企杠杆率中的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本应计入地方政府债务。如果将国企债务从企业部门剥离，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将只有60%左右，而现在的数据超过了150%。政府部门的高杠杆主要来自于隐性债务，如果把55.2%的隐性债务杠杆率与37%的显性债务杠杆率加起来约为92%，这在国际上来看是比较高的政府债务率水平。

　　从数据看，我国的债务风险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如果国企民企实现平等与竞争中性，那么即便杠杆率有差别，也不应该是目前这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国企和地方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能够被理清，政企能够彻底分开，完全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那么本应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就不会被计入国企债务，我国的债务风险也能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所以说，化解债务风险，关键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同时为民企和国企构建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

　　站在国企角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企确实拥有更特殊、更强势的市场地位，获取金融资源更容易，由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更亲近国企。这些旧体制带来的问题，使国企在举债、花钱时缺乏相应的软硬约束与顾虑，进而快速积累高杠杆。同时，国企天然与政府更亲近，这使得许多国企存在政府兜底的想法，认为出了问题总有政府来收拾局面，这降低了它们的风险意识，也使得一些国企在经营中不注重效率、科学性，不够精打细算。

　　站在地方政府角度，它们负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使命，通过城投平台融资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量举债进行投资，在刺激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累积出高杠杆、隐性债务的风险。地方政府要刺激经济，就必须举债投资，但它们投资的自由度很高，又缺乏相应的监管约束，也缺乏风险意识，许多地方城投平台投资的效率与质量比较低下，令人担忧。依照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它们很难还清欠下的大量债务。此时，地方政府惯性地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兜底，地方债务风险实际上堆积成了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中央政府赋予了地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其所带来的债务风险。应该说，这是一对“央地矛盾”。

　　要化解债务“灰犀牛”，解决上述体制性问题，根本之道还是改革。要通过改革使国企向竞争中性靠拢。如此，国企才能摈弃政府兜底思维，加强举债时的风险意识，更注重经营的科学性与效率。要通过改革建立国企的退出机制，政府不再为国有“僵尸”企业兜底，债务风险爆发就要承担相应代价，该退出时就要退出。如此，国企才有望与民企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其高杠杆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而对于地方债务问题，如今地方政府可以发债，这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所助益。在此基础上，应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对城投平台举债融资的监管应更加严格，更关注其投资效率与质量。应弱化城投平台带有的“以投资促增长”的任务色彩，让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由“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向“公平市场的维护者”转变。

　　凡此种种改革举措，都是为了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和地位平等，实现政企分开，理顺央地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根本途径和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