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没有金融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现阶段，稳定与效率，正日益成为金融发展环境中的一对突出矛盾，且人们的认识惊人地不一致。有的强调稳定，有的强调效率，各执一词，真伪难辨，莫衷一是，影响决策，干扰发展。研究这个问题，一是需要实事求是，二是需要冷静客观。

　　当前，我国金融稳定的压力表现在，人们的金融能力不足带来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并有诱发金融危机的可能。一是人们对金融的理解能力不足，在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普遍感到茫然。例如，当前的货币供应量到底是否适度？为什么人们在大谈特谈货币多的同时，实体经济普遍感到资金紧张？在商品市场完整统一并自由定价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为何长期分割且难以形成科学的定价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运行机制到底何在，市场利率是否就是公平利率？在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为何金融服务还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有的金融改革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又逐步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对象？如何评估金融改革？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金融当局的宏观决策，而且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在许多问题上，当局作为裁判员和市场机构作为运动员的看法相左，两者甚至处于某种博弈状态，这加重了两者都有的潜在的恐慌心态，加剧了金融的不确定性，已成为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

　　二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压力加大。证券、保险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长期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考查最多的是银行的贷款资产，现阶段银行监管部门公布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大多在百分之一点几，低于2%，表面上是个好迹象。但问题是，在银行的表内业务上，短期资金长期使用使银行贷款期限普遍超过一个会计年度，许多问题贷款因贷款总量的快速扩张（不良贷款率的分母扩大）和当年贷款未到期，以及重要的大客户贷款到期前借新还旧或贷款展期，会使当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统计指标考核上非常好看。进一步，在银行的表外业务上，以理财产品为手段高息吸聚起来的资金，通过信托等影子银行系统加以运用，由于缺乏监管，杠杆率普遍偏高，其资产质量不比表内业务好。从有关方面反映的个别银行情况看，其资产质量和业务扩张的压力并未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从反面验证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三是新型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不熟悉、不确定，也影响金融稳定。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子银行业务、电商与电银、“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等，这些新型的业务方式和业务组织，有市场需求，但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一般不为大众所知，业务监管往往滞后，业务风险的防范大多靠从事这些新型业务组织的自觉和自律，风控机制极为脆弱，越发展其稳定性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对这些新型金融业务，回应社会各方的关切，加强监管，促其规范发展是必然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型的金融业务，业务的稳定性和监管的规范性均未建立，这无疑对金融稳定形成新的挑战。

　　当前，中国金融效率的矛盾也很突出。一是在大中城市银行营业大厅，客户存、取、汇业务排长队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十分无奈。银行从成本效益比较，对基层一线力量投入不足，培训不够，素质不优，对零售散户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大中型客户，这实际上是客户歧视在作祟，是效率低下的重要表现。

　　二是大量潜在的金融消费者不知道怎样与银行打交道，其生产生活中大量的资金需求难以顺利通过银行贷款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偏严，门槛偏高，审贷程序复杂，表面上看是为了防范风险，实则是官气太浓，对客户偿债能力信心不足，对潜在客户教育培养不够，与潜在客户的公共关系维持得较差。这只能说明，当今银行对提高效率的自觉意识缺乏、主动准备不足、社会基础较差。

　　三是一些金融服务的盲区使金融效率问题更加突出。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后，成立了省联社和农商行，过去穿草鞋扎根农村的金融机构，现在换成皮鞋打入城市也要做大做强，使得农村不少乡镇，尤其是边远地区，成为金融零覆盖区域。虽然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但两者的触角大多盘踞于地市和县市，很少直接深入乡镇和村组的，许多乡镇和村组早成金融服务的盲区。再就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因缺乏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内控制度，长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大多依靠高利贷维持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和海量的小微企业缺乏金融支持，已成攻讦大金融机构放不下身段、力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再成立中小金融机构的深厚社会舆论背景。

　　以上说明，中国当前既存在金融稳定问题，也存在金融效率问题。且两者在实践中的关系较为复杂，从一般意义考察，两者短期往往负相关，而长期又逐步演变成正相关。但从宏观政策实施看，考察短期关系更有实际意义。既然在当期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存在矛盾，那么，在政策选择和搭配上，就存在稳定和效率谁更优先的问题。在现阶段，应该是稳定优先于效率。

　　首先在强调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谈效率，效率服从稳定。应正确认识效率，通过必要的效率也能促进稳定。效率不是速度，不是扩张，而应是有效性的程度，即为社会提供持续正能量的节奏。若效率只是意味着扩张的速度，则20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房地产的效率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佐证。

　　强调金融稳定，除了加强监管和处置风险等技术层面的工作外，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夯实保持金融稳定的社会基础，其中核心是增强人们的金融信心。应尽快通过提升人们的金融教育培训水平，使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商之间，由霸王条款所带来的不平等待遇根本转向以消费者主权至上为导向的公平交易待遇。否则，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迟早会成为一句空话，金融迟早会自我封闭循环，自己玩自己，自得其乐，大国的金融稳定就缺乏坚实的物资基础。

　　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也要力求必要的金融效率。当前在金融效率问题上，人们一般认为，传统大银行的效率提升空间已十分有限，要带来金融效率的突破性效应，最佳选择是设立新型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竞争，并倒逼传统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在设立新型金融机构的选项上，大多企求向民营资本开放金融业，由民营资本新办金融机构，尤其是兴办银行。但这个选项却有几个重大问题至今未能澄清。

　　首先是民营资本何所指？这里的民营资本，一般是指兴办实业的私有资本。若这种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则过去开矿、开厂、开店、开饭馆、开车等发了财的私人老板，都有权利申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姑且不论这些私人老板的专业水准和道德情操，就产业部门设立金融机构这一论题本身，历史上，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前就广泛地试验过，结果均以失败告终，金融部门最终均脱离产业部门而专业经营。中国现在再把这一套别人已放弃的东西作为改革方案重拾起来，值得论证和深思。再就是民营资本办金融，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办？是通过投资金融机构的股票来控股，进而参与决策，还是直接出资新办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控制决策权和经营权？不同的操作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这里的中心问题是要防止利益冲突。不能用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来向自己控制的产业部门或企业融资，否则定会出现道德风险。不能将对所办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属出资的民营老板集中直接控制，否则既有违专业分工的原则，也蕴藏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