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会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

　　不难看出，城乡融合是本轮乡村振兴的关键。此前，曾有人把“鼓励乡村振兴”理解为“逆城镇化”，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带来的基建投资、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培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更进一步的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也被视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二者缺一不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互相支持。

　　实际上，只有乡村和城市各自有了成熟的发展，才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体真正找到自己的安居之所。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农民工。此前数十年，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大势，四川、河南等多地农民工甚至会跨省、跨区务工，但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不肯放弃村里的土地。不少人宁肯“地荒”，也不愿意“流转”或以其他形式让渡使用权。

　　尽管各个地区、各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理由，但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关键在于：农民工既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更难在城市站稳脚跟，落户安家，因而，家乡的土地是其最后一道屏障；同时，由于当前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又成为很多谋发展的农民“不得不选择的路”。长此以往，“空巢”乡村发展越发艰难。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归根结底都是要让老百姓有归属感，能够在适合的地方安居乐业。而强调城乡融合，本质上即是避免城乡二元对立，寻求共同发展。

　　当然，城乡融合不意味着“逆城镇化”，却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演变为盲目城镇化，或形式主义的“圈地造城”。

　　近年来，有个别地区在缺乏合理的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盲目追求“城镇化”而导致的“有城无业”；有的地区则在未充分布局和沟通的情况下盲目推进“城镇化”，匆忙建设“万人社区”，最终“烂尾”，这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引发了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

　　因此，乡村发展、振兴之路不是强行戴“城镇”帽子，而要把精力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让乡村有魅力、让乡村有发展、让其产业有竞争力，而这离不开对比较优势的探索。应当看到，当前很多地方的乡村并非毫无产业布局，大多地区谋求“一村一品”或“多品”，以求核心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但遗憾的是，一些地区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规模有限，且不具备品牌效应，除了当地及周边地区，鲜为人知。目前，不少农村的农产品销售仍与市场需求脱节，特别是部分欠发达地区，其农产品的销路往往是对口单位“帮扶购买”。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

　　放眼望去，各国在乡村建设中大体都是根据区域的地形特点、自然条件状况，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或畜牧业基地，并建设起一条完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的产业链。这也正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所必须突破的痛点：产业建设不能左摇右摆、浅尝辄止，被动跟踪市场，而应当深挖自身特色潜力，主动引导市场。同时，通过引入战略合作、保险等多重方式减弱市场冲击。

　　总之，乡村振兴是全局战略，但具体到每个村子又情况各异，并无固定模式可遵循。不“逆城镇化”，亦不“唯城镇化”的本质是让各个地区保持开放心态，不盲目追随、粗暴复制他人经验，但也不拒绝在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共赢共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