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多的强监管风暴之后，监管层继续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央行将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及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此外，在论述“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时央行也指出，需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

　　其中，“处置”一词颇值得关注。与监测、评估、预警等环节稍有不同的是，处置往往是建立在风险发生之后。而金融风险处置体系本身是一种预设机制：在承认风险难以绝对避免的基础上，在风险爆发前设置合理的处置机制，以便让潜在损害最小化。在监管强化的“真枪实剑”震慑市场之际，本次会议提出要完善处置体系、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在多个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完善处置体系是在个别风险、局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金融风险防范已提及多年，防患于未然当然是最佳选项。然而，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严密的防范也难以完全杜绝风险，实际上，“黑天鹅”随时可能会飞出。

　　一方面，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就在本周，美股暴跌震动市场，也波及了亚太、欧洲股市。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美联储主席换届等特殊因素作用下市场的应激性反应，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必须对此高度警惕，稍有不慎可能引发重大风险；另一方面，国内多领域问题也存在风险：监管强化后金融业能否承受住业务调整的冲击以及更紧迫的缩表压力，地方债中的“隐性负债”问题依然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地产业调整能否顺利挤出泡沫、回归居住本源，诸多问题互相牵连互相影响，也决定了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既然风险本身难以绝对避免，那么提前预设处置体系，则能让问题爆发时有章可循，避免慌乱中让风险进一步蔓延、传染，导致更大问题出现。而相对成熟的处置机制有望在个别风险、局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成为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关键。

　　其次，完善处置体系是对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一种纠偏。

　　在当前，完善处置体系还在另一层面上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综观中国经济，从地方政府财政突破预算约束后的处置办法，到落后产能过剩企业的“关停并转”如何坚定执行；从债券违约如何处置，到不合规上市企业能否退市等一系列问题，很多资源配置扭曲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合理的处置机制。在风险苗头初显甚至局部风险爆发后，或讳疾忌医，或过度保护，而非遵循成熟的、可执行的、可复制的处置方案，导致了很多心怀侥幸者抱着“大而不能倒”的幻想在初期罔顾风险，在问题发生后坐等救助而不去承担后果。甚至可以说，缺乏合理的处置机制，既是“市场失灵”，也是政策失去威慑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问题也绝不仅仅限于中国。曾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部分机构也抱有不被“处置”的心态，认为一旦陷入困境，政府一定会伸出援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指出，在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所谓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直享有隐性补贴。2012年，美国向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供的隐性补贴金额为15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2年欧元区“最大的14家欧洲银行”接受的隐性补贴高达820亿欧元。这种“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威胁着金融安全，其管理者只享受冒险经营甚至投机带来的巨额收益，而不用为失败付出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投机与冒险。

　　因此，完善处置体系，即是要建章立制，以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标准化、程序化的方案来应对风险事件。这样可以尽力避免行政干预时的“弹性”，也能抹杀部分机构从业者的“侥幸”，以明确的制度来界定风险事件爆发后的责任。

　　再次，完善处置体系是实干家与创新者的“保护伞”。

　　无论是强监管还是严处置，其本质并不与创新和发展对立，相反，提前预设退出机制和应急措施，反而能让监管对创新更为宽容。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推出的“监管沙盒”项目曾得到广泛关注。该项目试图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一个短周期、小规模的安全测试环境，以缓冲监管与创新之间的矛盾。而其中一个关键的设定就是提前安排好退出机制。当然，“监管沙盒”可供讨论的内容有很多，但是退出机制正是一个关键要素。

　　当前强调完善处置体系，也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预估、风险影响范围和程度的限制。当试错成本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创新反而被接受、被鼓励。同时，那些希望借“政策模糊期”而跑马圈地“挣快钱”者也更容易被淘汰。

　　当然，仅有机制不足以改变什么。但是，完善处置体系是充分发挥处置机制作用的基础和序曲，是与时俱进优化处置机制的根基，这体现了监管层直面风险的勇气，尊重市场规律的坦诚，也给对市场怀有敬畏、尊重的创新者以实干谋发展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