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的发展使金融成本大大降低，让普惠金融成为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金融乱象相继产生。9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示，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和欺诈行为，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经营，都要纳入监管。

　　易纲指出，近几年，各种支付、融资手段飞速发展，但是，包括e租宝、泛亚等金融乱象泥沙俱下。对此，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普及和风险教育。他强调，“要对全社会更多的老百姓，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和信息不太发达地域、信息较闭塞的群体进行普惠金融风险教育。告诉大家要识别什么是风险，什么样的现象可能涉嫌金融欺诈。”

　　易纲透露，央行正在考虑提出“负责任的金融”理念，也就是让金融消费者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并且承担适当的金融风险。“把信息告诉消费者，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金融行为和金融服务的后果。所以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消费者保护，而不是盲目地扩张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有效、越精准、越适合消费者的需求越好。”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仍然有上亿人和众多企业得不到任何正规的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非常迫切。

　　易纲指出，普惠金融对宏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典型例子是，普惠金融的信贷服务可以为轻资产的行业、小微企业和新兴行业提供贷款与其他金融服务，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创新。“很多小微企业的创新是通过普惠金融的支持方式来获得融资的，所以这方面也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动能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易纲强调。

　　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也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个体层面，使个体在经济波动时能够平滑消费支出，降低流动性风险，提升财务健康度，提高风险承受能力；行业层面，能够促使金融机构将信贷资产分散到更广泛的客户群，避免集中于少数大客户和重资产的周期性行业，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社会层面，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避免马太效应，培育中产阶级，提升社会平等和稳定，孕育稳定的金融体系。

　　此外，易纲还提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金融科技，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突飞猛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获客成本，也使得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担心金融中介的作用会因此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舍弃“软信息”。例如信贷员在作出决策前既要分析客户的纸面数据，也需要日常与客户及其关联方直接开展沟通来作出判断。美国一项研究表明，银行在关闭网点后，会逐渐失去网点周边客户的“软信息”，对其信贷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金融中介的传统优势，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仍然非常明显。